是否覺得自己很難理解「憂鬱症」是什麼？又或著很難解釋自己的「憂鬱症」給親朋好友？這可能不是你的問題，而是我們的文化其實缺少理解憂鬱症的工具。
憂鬱症是現代人常見的疾病之一，然而當人類學家開始研究「憂鬱症」時，便會遇上許多基本方法論與理論的問題。正因為憂鬱症是現代精神醫學與心理學下的產物，根據西方現代社會所發展定義出來的「憂鬱症」也能在其他文化中找到完全符合定義的病徵呢？
這篇文章節錄自《我的悲傷不是病：憂鬱症的起源、確立與誤解》的好文，回顧了人類學對於憂鬱症與相關精神疾病的研究，從中我們將發現為何「憂鬱症」對於人類學這樣一個以研究非西方社會為出發點的學門，一直都有難以定義清楚的挑戰。
這篇文章非常值得一讀！也祝福大家明天沒有Monday Blue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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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憂鬱症的人類學家普遍認為，要區分正常與疾病，就得完全參照特定文化群體中的價值體系。人類學家露絲．潘乃德（Ruth Benedict）的經典著作《人類學與異常現象》
（Anthropology and Abnormal）中，為人類學的憂鬱症與其他精神疾病的研究訂下基本方針。她強調，所有關於正常與疾病的定義都必須來自於在地性概念，不能普遍為跨文化的共通現象。潘乃德論述道，在某些文化下被當作疾病的憂鬱表現，在其他文化中可能只是正常現象。
以亞歷桑納州的蘇尼人（Zuni）為例，他們將極端的順從與宿命論視為人們的正常的表現，也是他們文化體系讚許的人格特質，然而西方的精神醫學家卻可能診斷為重鬱症。潘乃德認為，所有普遍性的正常與疾病概念，都是西方民族優越感下的思維，我們無法用它們來正確理解原住民的行為意涵。相反地，在地文化體系才能適當定義當地人的正常與疾病觀念。
潘乃德的論證中有不少理論缺陷。顯而易見的是，她所描述的，都是蘇尼人自認的正常狀態，多半根植於該文化體系形塑出來的哲學觀與人格傾向。西方的精神醫學家絕不能把這些狀態診斷為精神疾病。但潘乃德並未仔細區分，除了這些顯著的正常表現，還有其他表現較不能用文化解釋，而蘇尼人也視它們為真正的精神疾病。
潘乃德的理論預設一直是「新跨文化精神醫學」（New-Cultural Psychiatry）的核心立場，從一九○年代開始就主宰人類學的精神疾病研究。哈佛大學人類學家暨精神醫學家凱博文（Arthur Kleinman）也將潘乃德的理論當作核心思想，對特定文化下的憂鬱狀態提出許多有洞見且詳細的研究報告，並且提出了多項有說服力的批判，指出精神醫學傾向誇大憂鬱症的普遍性。凱博文提出了謹慎的跨文化學術研究，流利且具啟發性地描述患者行為背後的社會與個人意義，重塑跨文化精神醫學的內涵與研究方向。
依據人類學家勞倫斯．克邁爾（Laurence Kirmayer）的說法：「我們的心理系統有極度的可塑性，幾乎可以演變成各種模樣……除了少數比較基本的生理功能之外，我們不可能使用任何普遍性概念去界定人類的心理系統或運作機制。」
因此，研究憂鬱症的人類學家強調文化的獨特性。所謂的文化，意指群體中的人共同擁有的習俗、象徵、信念、價值與規範等等，不同的群體有不同的文化。不同的文化規範構成了各自的正常與病態概念，我們不可能找到一種深植於人類共同本性的正常悲傷或憂鬱症定義。依此，所謂的精神疾病，就是特定文化下定義出來的脫軌或負面的行為。
（以上引用網頁原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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